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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连打多“虎”！开年反腐不寻常******
中新网北京1月7日电(记者 阚枫)2023年的开年“打虎”，比以往来得更猛烈一些。
6日下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接连发布三条官员被查信息，分别是山东省青岛市政协主席汲斌昌，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何泽华，以及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雪峰。
三人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三人均为中管干部，其中汲斌昌、王雪峰为副省级干部。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截图在任上落马的他，曾参加电视问政节目
上述三人中，山东省青岛市政协主席汲斌昌是在任上被查。
汲斌昌1963年11月出生，山东昌邑人。公开信息显示，汲斌昌在经济领域工作多年，他1986年从四川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毕业后，进入山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2000年任副主任。
此后，他曾任山东省国资委副主任，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山东省经信委主任，山东省工信厅厅长等职。2020年6月，汲斌昌出任山东省副省长，去年4月，他当选青岛市政协主席。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时任山东省工信厅厅长的汲斌昌曾参加山东广播电视台《问政山东》节目，面对相关工业园区搬迁拖延问题，汲斌昌当场承诺：搬迁工作不能如期完成，我辞职。
《问政山东》节目截图今次被查之前，近日，汲斌昌还有密集的公开活动。今年元旦当天，在青岛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闭幕会上，作为政协主席的汲斌昌在讲话中称，要在强基固本建队伍上更过硬，坚持一流标准、锤炼一流作风、干出一流业绩，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退休多年后，他们还是落马了
上述三名同日官宣被查的中管干部中，两名退休的“老虎”也颇受关注，曾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的何泽华已经卸任9年，曾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雪峰已经卸任5年。
从公开信息来看，何泽华曾在烟草系统任职20多年，曾任江苏省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局长，后任安徽中烟工业公司总经理。2003年7月，何泽华担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直到2014年3月卸任。
10年前，2012年9月，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任上的何泽华曾在全国地市级局(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党性修养、理想信念、作风建设专题培训班上为学员作专题辅导。他提到，党员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权力、地位和利益，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常存感恩之心、责任之心、仁爱之心、敬畏之心，解决好用权、用钱、用人等问题，要处理好做人、做事、做官的关系，正正派派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官。
另一位被查的“老虎”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雪峰，其任职履历一直都在河北，他曾任河北省纪委副书记、监察厅厅长、唐山市委书记等职，这期间，从2001年到2010年，王雪峰有10年纪检系统的任职经历，先后任河北省纪委常委、秘书长、副书记、监察厅厅长等。
2010年8月，王雪峰调任唐山市委书记，次年1月，他卸任监察厅厅长一职，当时，接替王雪峰担任此职的是原省政法委副书记、秘书长马玉蝉。
2021年7月，河北省纪委监委通报称，已经退休两年多的河北省纪委原副书记马玉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强烈的警示震慑信号
再过几天，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将召开，下一阶段的反腐会有哪些新动向，备受瞩目。
新年开启的第6天，官方接连公布三名中管干部被查的消息，此外，当天，最高检发布消息，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黄毅涉嫌受贿案被提起公诉，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消息，受贿5.4亿余元的辽宁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文喜一审被判死缓，法院明确，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023年1月6日，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辽宁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文喜受贿一案。图片来源：泰安中院微信公众号新年伊始，官员被查、被诉、获刑的消息高密度发布，无疑释放出了强烈的警示震慑信号。
就在舆论热议“接连打虎”之际，6日下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还发布消息，四集电视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将于7日至10日播出。据介绍，专题片共选取12个案例，采访纪检监察干部、有关审查调查对象及涉案人员、干部群众100多人，生动讲述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故事。
6日傍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题为《开年连打三虎 反腐一刻不停》的评论文章。文章称，当前打下一只只“老虎”、严肃处理违纪违法干部，印证了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党也以实际行动说明，“两个永远在路上”决不是一句空话。谁也不要有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反腐败高压态势始终如一，严的基调毫不动摇。(完)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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